党史教育后心得体会5篇

时间:2023-11-29 12:03:00 分类: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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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后心得体会5篇

党史教育后心得体会篇1

这段时间,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也为丰富我的党史知识,在学校党支部的引领下,我再次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通过学习我们党的光辉历程,重温我们党从成立以来,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不朽的功勋,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身为一名党员教师,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应该时时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牢记党的信念,提高工作能力

党员教师仅仅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有立足本职岗位,埋头苦干的信念和决心。在工作中,我将从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入手,认真学习新课标,针对学困生、特殊家庭学生和留守儿童,将行为习惯教育作为教育教学的重点目标,积极探索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引领学生提高其综合能力。课堂上树立“学生需要的课程才是好的课程”理念,巧妙运用希沃白板,针对不同学生特点,在课程目标的设计、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实施的方式上展开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小学生行为规范》教育和文化教育,让孩子逐步融入大集体生活。

2、学习专业知识,强化理论素养

提高专业技能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断加强学习。作为一名从教18年的党员教师,我充分认识到要及时转变观念,要从经验型向理论型转变,由被动教研向主动教研转变,用现代教育理论分析教学行为,深入进行教育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研究,保障学生潜力的持续发展。不断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实践,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成为团队中的排头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党员的先锋作用。

3、热爱教育工作,努力发光发热

做一个优秀的党员,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奉献比别人多一点。工作中勇于担当,尽心完成学校各项工作任务,身为班主任,必须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为孩子树立榜样,真正起到“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作用,以正确的思想来引导学生、用高尚的德行来感化学生,用大方的仪表来影响学生。真心实意的为家长和学生服务。

总之,作为党员教师,要敢为人先,勇立潮头。在业务比别人精一点,工作效果比别人高一点,贡献也就会多一点、大一点。今天,我们学习党史就是为了坚定初心,牢记使命。通过学习,我们记下了党在历史岁月中的艰辛和那彪炳史册的辉煌,百年红船,满载这共产党人的希冀和期盼,使我在精神状态上受到鼓舞,教书育人,倾心桃李,擦拭初心,勇于担当,砥砺前行,为自己交上一份问心无愧、无怨无悔的答卷。

党史教育后心得体会篇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继续前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中国的独立和安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又作出了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决定。这充分证明我们的党与时俱进。

建国初期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和谐发展的中国;面对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未来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尊重历史、立足眼前、放眼未来,只有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学习党史使我明白当前我们的任务是拥党、立志、向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应当拥护党,努力学习、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与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行为做斗争。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一切都在迅速发展,我们青年人必须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目标而积极努力。作为新时期的青年,我们应当肩负起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任,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过硬的本领,同时要有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认识。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就应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看待名利、权力和地位,勤奋、努力的学习,努力地培养自己创新精神,要甘于奉献,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保持共产党员本色。

我清楚的知道自己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我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会在以后的学习与生活中努力提高自己的本领、弥补自己的不足。我希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在党的大熔炉中不断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接受党组织的帮助和教育。最后,我想以一句名言来与各位预备党员共勉:行动胜于言,让我们一起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党员。

党史教育后心得体会篇3

一、强化首位意识,学习教育要实

一要做到持之以恒。百年波澜壮阔,初心历久弥坚,我们党的航行历程是一本沉甸甸的史书,蕴藏着矢志不渝奋斗的精神密码和共产党人的卓越智慧,做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要把学习党史作为一种常态、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有我要学的自觉、学到底的精神,细细研读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发展史,做到好学乐学,常学常新,用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武装头脑、指导工作,确保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二要做到学深悟透。深刻领会学习党史是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的重要途径,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思想精髓和精神实质,切实做到边学边悟、融会贯通,真正从党史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三要做到学以致用。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孕育形成了包括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疫精神等在内的伟大精神。当前,站在更为复杂的关键节点,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要学好党的历史,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提升理论,认真做好当前xx、xx、xx等本职工作。

二、强化斗争意识,开展工作要实

党史教育后心得体会篇4

摘要:金冲及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尤其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几十年来发表了大量填补学界空白的研究成果,他所主编或共同主编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共领袖人物传记,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接近历史实际,对人物的评价力求公正;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充分考察了历史的复杂性;注重夹叙夹议,在历史发展的关键之处常常出现具有“提神”作用的点睛之笔。

关键词:金冲及 中共党史 党史人物研究

作者邵建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2期p67—p73

责任编辑:马征

金冲及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他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读书,1951年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算得上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正如《中国历史评论》在对金先生的访谈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既是人民共和国专业史学传统形成的见证人,也是这种传统的构建者之一。”自1955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金冲及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填补了学界空白,在方法和风格上影响了几代学人。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领域,他虽从中国近现代史开启学术生涯,但在前者中成果更多、影响力也更大。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金冲及先生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尤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曾说:“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二十多年,花力气最多的是主持编写几部传记。大体说来,书中由我执笔或改写的文字大约占三分之一。我觉得当主编不能挂名,应该对全书每一个字负责。”这实在是金先生自谦。笔者粗略翻看过当年留下的各种书稿档案,感觉由他执笔或改写的比例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徜徉于这些文稿的字里行间,能深切感受到金冲及先生的深厚学养、扎实功底和求真精神,很能体会他治史之德、学、识、才的高度统一。

一、“看活”史料展现人物立体形象

金冲及先生研究党史人物,首重一切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将研究建立在翔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中国史学传统历来讲求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有的学者甚至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所以,在史学界常听人反复申说史料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无不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金冲及先生在大学学习时曾系统地听过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蒋天枢等老师的课,受到正规而严格的史学训练,极看重史料的作用。他常讲:“要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材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观察和对待历史事实。”“尽可能系统而详细地掌握可靠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当时留下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工作者首先必须做到的事情。”因为“是不是符合历史实际,这可以说是衡量历史研究成果价值的根本尺度”。而对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实际”,作为后来人的研究者通常不能去重新经历、去直接感受它。只有对事件发生时的历史环境、社会氛围、思想风气,以及历史人物自身的复杂经历和具体表现了解得越全面、越深入,才能尽最大可能恰如其分地接近这个“历史实际”。而了解这一切,靠的就是“历史实际”留下的各种痕迹。

金冲及先生主编的首部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周恩来传(1898—1949)》,就是他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后严格按照上述方法写出的著作。编写项目启动时,在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尚有不少研究者是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了对周恩来发自肺腑的崇敬和热爱,以至有人对要编写这样的传记觉得不妥,认为“我们哪有资格来评价周总理呢?”如何破除顾虑、展开工作?金先生带领编写组从基本资料工作开始,搜集到当时条件下可以找到的几乎所有史料,包括:邓颖超珍藏多年的周恩来作文手稿、旅日期间所记日记,周恩来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起草或修改的电报、文稿、书信,以及相关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编写组还访问了同周恩来有过直接接触的几百人,走访了周恩来活动过的重要地区,搜集了数量颇为可观的专题性资料。

翔实的史料使传记的编写成为可能,但历史的迷雾绝不会因资料的堆积而自动消散。要在浩如烟海的大量史料中找出真相、理出脉络,更需要编写者具有扎实的考据功夫和敏锐的历史眼光。金先生带领的编写组将这些分散的资料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力求使历史的书写符合历史实际。在这一过程中,金冲及先生特别强调对资料“要边读边思考”,“读资料时,就是在从丰富的史料中寻求问题的答案。当你头脑里有了苦苦寻求答案的问题,读资料的时候,平时也许会轻轻放过的几句话会突然从纸面上跳出来,使你一下明白了事情的究竟。”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把材料“看活”。具体说,便是“看久了又在脑子里再现出来,这个事情的前后经过、中间有什么争论和困难,好像是活生生的有声有色的事情”。金先生将其生动形象地比作看电影:“一张一张胶片都是静止的,不动的,但是放在放映机上用电力充进去一摇,在荧幕上全活了。”研究工作中的这种“电力”便是正确的理解力,甚至包括某些基于事实的想象力。这些功夫下到,写作才能水到渠成。

阅读、研究了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以后,一个活脱的、生动的、血肉丰满的周恩来形象就在编写者心目中基本活现出来。随后,通过平实又带有情感的笔触,把它描述出来,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的周恩来形象。在这本传记中,我们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这种凄凉的经历,使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他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周恩来作风中的重要特点是每当确定一个工作目标后,总是进一步弄清实际情况,周密地落实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需的措施,有条不紊地付诸行动,把事情做得很彻底,决不草草了事或半途而废。”哪怕是一位对周恩来相当陌生的读者,看过后也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生动而基本准确的印象。

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时,金冲及先生不仅注重运用广角镜头描绘整体形象,而且注重用特写镜头描绘事态发展中诸多关键性的细节。诚如他所言:“对重要的党史人物,……首先要选择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因为“重要党史人物之所以能成为那样的人物,首先是靠他在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出这些常人难以企及的品质”。比如,金冲及先生主持的传记编写组不抱任何先入为主的定见,一切从史料出发,一五一十地厘清了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地指明其历史局限。中共六大后,以李立三为主要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逐渐抬头。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对革命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他与李立三仍有所区别。《周恩来传》根据史料具体指出:“周恩来虽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对形势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总是比较冷静,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周恩来“对‘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的判断,并不是认为它已经到来”,而是“要‘准备’和‘促进’它的到来”。而李立三“却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从而很快把全国武装暴动提到行动日程上来”。“这是他们之间的基本区别。”“这是周恩来后来能很快站在反立三路线方面的重要原因。”

邓颖超同志看过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后对他说:“你们花了许多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样写出的传记不是片面的,而是比较全面的。最难能的是,你们对许多材料去伪存真,写进传记里,使得历史上一些误传的情况得以澄清。我认为这部传记写得很好,是一种创新。特别是对文风我很满意。你们把收集到的大量历史资料经过研究、选材,组织起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这是一次最好的尝试。”“你们费了很大的力量来思考和组织材料,这一点值得你们发扬,至少要提倡这种写作方法。”

可见,金冲及先生在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中,运用大量史料,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接近历史实际,对人物不诿过、不溢美,对人物的善恶褒贬力求公正。这是他史德端正、史学扎实、史识敏锐的一个力证。

二、注重人物所处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一定的历史环境既包括当时的国际环境、社会生产力水平、政治状况,也包括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弥漫的整体氛围,还包括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习惯等。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复杂的形势和强大的对手,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又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与共产党同时代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侵略者等。历来的史学家对“背景”和“对手”这两方面都很重视。一则,历史不仅在时间上难以断然割断,而且“作平面的划割,更不容易”,“因为时间前后固有关联,有影响,而同一时间的各项活动更彼此有关联有影响”。再则,如不做对手的研究,就会像梁启超评李瀚章编《曾文正公年谱》时所指出的那样:“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

在金冲及先生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注重历史的复杂性,是一条重要原则。在以研究中共领袖人物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内部会议上,他曾讲过作人物传记要注意的几个关系,并把“传主和背景的关系”作为首要的一条。他强调:“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和行动的。讲一个人,讲他一步一步的发展变化,都要把它放在比较宽广的特定背景下考察,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人们面对的问题和问题的棘手之处,对这些问题存在什么不同看法,客观环境对传主的影响和制约,等等。这样,读起来才有立体感,才能使人理解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和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想和这样做,它的高明或不足之处在哪里,传主的贡献或作用是什么。”同时,他又提醒:“写的是人物传记而不是一般历史书籍,对背景就必须紧紧地扣着传主来写。”“不能简单地把别的书上对历史背景的现成叙述抄过来,这些叙述放在别人的传记中都可以,那就成了无的放矢。”金冲及先生治史中的这一特点,除开严格、系统的史学训练之外,大概也与他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他曾在杨西光身边工作长达近十年。对此,金冲及先生回忆:“过去自己只有些书本知识和对一件一件具体事情引起的想法。而他(指杨西光——笔者注)在政治上十分敏锐,谈问题时总是从大处着眼,然后鲜明地抓住关键性问题,把道理和措施说清楚。”“他讲的都是对现实情况的分析,许多基本道理同历史研究方法基本是一致的。这样潜移默化,自己思考和分析问题时在方法论上不知不觉地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注意要从大局看问题,不能只是看到单独的一件一件事情。”这种风格在金冲及先生的著作中十分明显。

?周恩来传》写到周恩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时,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传主一人身上,而是先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危机,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在长时期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二十世纪初年,这种信念本已开始动摇。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危机竟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在广泛的范围内爆发,不能不使更多人觉得这条旧的路子难以再走下去,需要改弦易辙,创造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又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活生生的事实。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种种思潮在此时又经历一番新的激荡,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无法施行的逐一被淘汰。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才会发出“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的感慨。作者此时再把镜头切回传主,讲述周恩来赴欧洲实地考察并“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才符合他思想发展的实际,使人读后才觉得顺理成章而不突兀。

金冲及先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时,将人物与对手的互动叙述得既准确又因其跌宕起伏而扣人心弦。这首先源于他治史中对“背景”和“对手”的重视,也得益于他转入中共党史研究之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他主持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提出,编写组从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大势入手,写道:“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分别具体地分析:日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认为“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编写组一边叙述各方局势的发展变化,一边叙述传主的应对策略,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提醒,到“抗战、团结、进步”口号的提出,再到“有理、有利、有节”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策略的最后定型,传记避免了乏味而冗长的理论介绍,将抽象的理论寓于双方斗争的实践之中,着实精彩。读过之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更为清晰,也更为具体地理解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所针对的种种倾向,更深入地理解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高明之处。

金冲及先生在强调历史背景时,尤其注重历史的复杂性。他说:“事情总是由很多侧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着的许多因素构成的。”他常喜欢引用陈云的一段话:“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尤其涉及中共党史中一些敏感问题,如前进中的曲折、探索中的失误,金冲及先生更审慎地提醒,研究要注意避免流于片面。他以宽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对历史、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从诸多方面回望历史,既全面而具体地考察历史之变,又深入而不违常理地探究变化之理,将经验和教训慎重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使得后人可以借鉴前人经验,少走弯路,将前人没有做好的工作处理得更少失误、更臻完善。

三、以“提神之笔”点出历史的关键

对历史人物作评价,是历史研究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金冲及先生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也十分重视对人物的评价。对于如何处理议论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物传记,主要是叙事体。你所要发的议论,最好是寓议论于叙述之中,使读者读了你叙述的事实以后,自己便能自然得出结论;而不是看完你叙述的事实后还不明白,需要你再发一大段议论后才能明白。议论的文字不是不要,可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在关键处或者需要特别引起读者注意处,画龙点睛地说几句,起到‘提神’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他于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的两位领导胡乔木、胡绳的论述中也反复出现。胡乔木曾说:“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胡绳则说:“历史不能脱离事实来发议论。”同时,“要有一点议论,不能光给人一堆事实。”金先生长期在两位党史前辈的领导下工作,对此自然印象深刻,他说:“乔木同志十分重视史论的结合。他强调文章里要有‘提神之笔’,‘对历史发展的关键要点出来’,这样才能使读者抓得住要领,文章才会有生气。”“他所要求的议论更多的是‘夹叙夹议’,不是离开历史事实的泛泛而论。”

金冲及先生的议论总在历史的关键之处,具有“提神”作用。所谓关键,一般来讲,是具有承上启下或转折意义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等,都是这样的节点。在金先生的研究中,每逢这样的节点,总会在充分叙事的基础上出现具有“提神”作用的点睛之笔。读《毛泽东传》中“延安整风”部分时可见,作者在完整叙述延安整风的前前后后之后,评价道:“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短短一句话,便指明了延安整风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克服山头主义后的空前团结等方面带给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根本性变化。这样的评论当然不容易下,需要作者整体地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历史,从一件件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一条或几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才可以在叙事时既能放得开以丰富历史的细节,又能收得拢而始终不偏离主线,才可以从后人看来是“必然性”的历史中发现更多的“选择性”,从而捕捉到别人不易察觉的历史脉搏。这样的评价和议论,在金冲及先生的党史人物研究中常常出现。这些评价和议论,既总结前一阶段的历史教训,又指明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承上启下,使历史前后相继,浑然一体,既减少了割裂感,又突出了关键点。历史本身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样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去书写它,所有的事才有清晰的来龙去脉,也才能看清楚前一段历史为后一段历史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提出了什么样的新问题,而后一段历史又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金冲及先生的议论还具有理论的高度。他一向重视理论,在为《中国历史学年鉴》写的专论中,曾专门论述现状、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并强调:“理论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逻辑的概括,自然是极其重要的。”曾和金先生长期亲密共事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也颇能反映金冲及先生对两者关系的看法。龚育之说:“党的历史的研究和党的理论的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党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党的历史中来的,从党领导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来的。所以,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不能从概念出发,单纯的逻辑演绎,而是从实际出发,依傍历史的经验),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不是单纯的叙述过程和排列事件,也不是单纯的发掘材料和考证史实)。”“就整个党史研究来说,还是要提高理论水平。理论和历史结合,历史和理论结合,比较能够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

金冲及先生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长于叙事,但他又能跳脱出具体的历史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写出兼具史学之长和理论之美的文章。他在中共领袖诞辰纪念时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是一时的应景之作,而是他长期研究中共党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心得体会。他在长时期内系统地读过这些领袖人物的文稿和档案,对他们的生平、思想,既从微观上了解每一个细节,又能宏观地总结出每一位领袖人物独有的性格特点和独特的工作方法。这些文章和讲话虽大都简短,但绝不简单。他将毛泽东工作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概括为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对主要工作抓得很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以一句话——“几十年岁月流逝,但是一提起他,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来表达中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无限深情。凡此种种,都生动传神地刻画了这些领袖人物形象。

金冲及先生在党史人物研究中的议论,“论人,能切中要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特点是所论人物独有而他人所不具备的,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眼前一样。论事,能把事情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把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把所论之事在政治进程、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说得明明白白。论理,能娓娓道来,就像一位长者在心平气和地讲述,毫无盛气凌人之感,使道理显得血肉丰满而让人触手可及、易于接受。”

金冲及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并由此开启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生涯,在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在人们的思想多少还有些禁锢的年代,他能坚持一切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共领袖人物,实属不易,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意义。他注重历史的复杂性,将中共领袖人物放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背景之下,放在经济发展、思潮嬗变的长河之内,放在整个民族艰难探索、砥砺前行的历程之中,时时处处充满着“了解之同情”,叙事平实而充满情感,议论深刻又高屋建瓴。这些中共领袖人物传记,尽管在今天看来难免有些缺陷,但在基本史实方面没有硬伤,在主要评价方面得到各界普遍认可,至今仍是我们了解中共领袖人物的首选。

end

党史教育后心得体会篇5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的教科书、的老师、的清醒剂、的营养剂,总能让人受益匪浅,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的营养剂。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要厘清历史脉络,认清历史事实,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能够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只有学党史、知党情、强党性,才能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才能全面了解党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奋斗历程,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思想共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至关重要。

一、学党史,切实牢记初心使命

践行党的宗旨,是我们党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致胜法宝。中国共产党是经历革命、建设、改革长期考验,在异常复杂环境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党。我们党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凝聚起了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只有深读深悟党史,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才能牢记初心使命,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才能做到党的忠诚卫士。

二、学党史,认真践行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无论顺利还是曲折,始终在奋斗中克服艰难曲折,靠奋斗创造未来;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也在不懈奋斗中坚守着初心和使命。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要担当起党的忠诚卫士使命,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民心是的政治,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树立强烈的进取意识,有一种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事业心、责任感,抛弃一切个人私心杂念,对工作一抓到底,锲而不舍,大力倡导到实地、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用实招、求实效的工作作风,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更好发展保驾护航。

20xx年7月1日,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喜庆日子。要通过深入学习党史,不断增强党性修养,更加坚定地恪守为民情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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