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区的调查报告7篇
通过写调查报告，很多人都可以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只有针对我们调查情况写出的调查报告才有意义，下面是淘范文小编为您分享的某地区的调查报告7篇，感谢您的参阅。
某地区的调查报告篇1
一、调查背景与方法
贫困山区农民普遍面临“看病难”的问题。一方面医疗卫生资源愈来愈集中于城市，地处偏远的农民看病（主要指大病或疑难病）不方便；更主要的，贫困农民普遍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有病不看，小病拖大，“大病等死”；与此同时，由于贫困，也由于缺乏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他们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陷入恶性循环。医疗保障的缺失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发展的严重阻碍。在此背景下，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求，要“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为探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究竟如何建构，受福特基金会资助，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课题组，对陕西南部秦巴山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合作医疗试点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商洛市镇安县位于秦岭南麓中段，全县总面积3477平方公里，“九山半水半分田”。总人口29.3万，其中农业人口25万。至今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426元。全县有25个乡镇，421个行政村。除县医院、县中医院、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5个县级医疗卫生单位外，有镇中心卫生院11个，乡镇卫生院14个。全县有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1265人，其中村级卫生技术人员457人。镇安县是陕西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首批三个试点县之一，另两县分别为延安市洛川县和咸阳市彬县。我们的调查点选择在镇安县的结子乡和回龙镇，后期又增加了距离县城更偏远的余师乡
课题组分别于10月、3月、8月、11月、1月、3月共6次赴该县展开深入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村民、村干部、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等部门和县卫生局干部。课题组在县、乡、村召开专题座谈会共11次。共入户230余户，访问近千人次，其中对83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作了详细口述记录。除围绕合作医疗展开调查外，我们还就贫困山区农民基本健康需求及社区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在项目村进行了参与式需求评估（pra）。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
调查表明，由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到农民审慎的欢迎，产生了积极效应。
⑴首先，从中央到省、市、县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政府应当对公共卫生和农民健康承担责任。而这一点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不够明确的。卫生健康服务被称为“公共产品”，然而实际上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一直主要是由个人自己负担。有学者指出，“1979年以后，政府就基本上放弃了对农民医疗保健的责任”（张德元，）。那么，以10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并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为标志，意味着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根本的转变。
⑵突破了资金来源的“瓶颈”。农村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受到制约最根本的还是资金不足问题。根据1月国家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镇安县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来源为“三个十”，即中央财政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补助10元，地方财政也补助10元，其中省、市、县政府分别拿出4元、3元、3元，农民自己交纳10元。在这“三个十”的政策中，政府补贴毕竟占了大头。除农民交纳和县财政配套资金外，镇安县每年可从中央、省市财政得到391万元左右的合作医疗专项资金。对于这个全县地方财政年总收入仅3895万元的贫困县而言，这笔钱无疑是雪中送炭。
⑶部分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后的上半年，镇安县医院农民住院人数比往年同期成倍增加，其中1—3月份收住入院的农村癌症患者人数比—三年住院癌症病人总数还多5人，仅由此就可以看出贫困山区农民对医疗保障需求的迫切性。至6月底该县70000余农民第一次享受“报销”了医疗费用，其中住院患者余人，合作医疗开始运行的前三个月统计，735名住院患者人均报销医药费用949.8元，个人最高报销金额达近8000元。部分农民从合作医疗中开始受益，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⑷摸索出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管理经验，如“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以及就诊审核报销程序等。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实施之前，镇安县卫生局抽调20余人历时两个多月，深入全县30多个乡镇以上的医疗卫生单位，对从起的三年来县乡两级医疗机构6500余人次的农民住院情况逐一进行了摸排统计和汇总分析，包括住院病种，人次，用药，最高最低和平均费用等。得出的全县农民疾病谱以及平均住院费用等基础资料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今后的农村医疗卫生体制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在管理上，他们实行大病统筹基金与家庭医疗账户相结合。家庭医疗账户基金以乡镇为单位管理，每月报账一次，每户花完自己的家庭医疗账户资金为止；大病统筹基金实行以县为单位的封闭式管理，“筹钱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见钱”，千方百计堵塞漏洞保障资金安全。他们重点推行了“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力求“农民自控、医院自律、基本无审批”的“直通车”报销方式。相继出台了《镇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管理办法》、《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用药目录》、《农村合作医疗住院病种目录及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标准》、《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细则》、《农村合作医疗家庭医疗账户基金管理细则》、《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单病种入、出院标准》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操作系统。不仅使该县的合作医疗有章可循，公开透明，也为其他贫困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参考。
⑸农村县乡一级医疗卫生机构有望得到加强。在镇安县我们看到，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上医疗卫生部门的积极性远高于农民的积极性。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和县、乡镇医院都把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看作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一“发展机遇”意味着政府所属医疗卫生部门可能是新型合作医疗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农村公办医疗卫生部门的受益与农民受益并不冲突。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构成覆盖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然而三级网络的基础部分十分薄弱。长期以来，无论硬件软件建设，乡镇一级卫生院实在欠账太多。籍合作医疗试点适当强化县乡医疗机构尤其乡镇卫生院建设，是完全应当的，也是对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的现象向合理化方向的一点纠正。
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⑴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处于被动地位，“参与率”高而“参与度”低。
镇安县全县总人口29.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5万人。据统计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达23万多人，参保比率超过90%。然而我们在入户访问和小组座谈中感到，不少农民对待合作医疗实际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作为一项“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是自上而下的。这里，政府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理所当然是运作主体，县乡两级公立医疗机构也是积极主动的，农民则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被宣传、被动员、被要求……始终被动的农民似乎不知道自己应当是合作医疗的主人和受益者。尽管通过行政手段获得较高甚至很高的“参与率”，（且不说有无“水分”），但实际上农民的“参与度”并不高，即内心的认可程度、信任和信心不足，热情不高。
⑵资金仍然不足，实际覆盖面偏小。
资金仍然不足、覆盖面过小也是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每人每年30元的医疗费用，的确不够一次感冒的花费。而总共30元医疗费中，农民能够自己支配（乡卫生院定点支配）的门诊费用只有8元，实际作用可想而知。合作医疗定位于“大病统筹”，即主要用于保大病。假定一次“大病”住院治疗的费用为3000元，就需要花去100个人全年的所有医药费，也就是说覆盖率仅为1/100左右。这种以保险业的原理和运作方式展开的合作医疗，对于仍处在贫困之中的农民吸引力十分有限。如果完全遵循“自愿”原则，往往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实际在调查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情况是家中没有病人就不愿参保，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交的那部分钱都用不回来”，更不用说享受国家补贴；另一种情况是家中有病人希望参保但没有钱参保，尽管每人只交十元似乎不多，但在农村家有常年病人的户往往是家徒四壁的特困户。
⑶仍是“富人看病”，穷人反而被排斥。
对于那些尚处在温饱线边缘徘徊的农民，不仅仅是无钱参加合作医疗的问题。即使已经参保，具体看病时还得先自己垫资然后部分报销。报销有“封顶线”，自己支付“门槛费”，还有“好药不能报”的限制，或者“分段按比例报销”，或者享受“单病种定额补助”。七算八算，患者自己需要承担的数额仍然不小。真正的穷人依然看不起病，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优越性即享受政府补贴的还是农村中相对较富裕的群体。这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扶富不扶穷”，这种结果显失公平，也有悖于合作医疗的初衷。
⑷“大病”“小病”难以兼顾，“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是优先用于“大病统筹”还是“预防为主”？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政府推行的合作医疗选择了前者，可能着眼于抓关键，急于打破贫——病恶性循环，希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样做一定程度上起到鼓励“大病”的作用。由于覆盖面过低，实际结果很可能“大病”保不住，“小病”又没顾上，发展成更多的“大病”。从镇安的情况看，“大病”都是由“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拖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⑸组织管理难度大，管理成本偏高。
调查中了解到，不少人对药价偏高、报销目录的限制表示不满，还有一些农民因担心报销手续繁琐对合作医疗望而却步。尽管镇安县有关部门在简化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审批手续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推行了“直通车”式报销方式。但从保障资金安全的角度，仍有许多监督管理环节必不可少。像“分段按比例报销”或者“单病种定额补助”的操作流程都不可能太简单，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前面提到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际上该县将合作医疗政策汇编成册的“工具书”就达四、五本之多。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这些政策精神也属不易，县乡两级经办人员组织了多次培训。县成立“镇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和“镇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经办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副科级建制，正式编制6人，全额预算。可见在管理上付出了极大精力。
宣传动员、组织管理都需要付出成本，而较高的成本必然会影响到合作医疗的效率和持久性。问题还在于，如果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不强，甚至完全不计成本，则可持续性和长期后果堪忧。
四、政策反思与建议
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与公民权利之间寻求平衡
镇安县提出合作医疗试点的初期目标被概括成“农民得实惠，政府增威信，试点出经验，卫生事业得发展机遇。”这就表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过程中其关注点不一样，至少是有差异的。当然，从理论上、总体上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广大农民提供健康保障，解决弱势群体贫困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具体分析起来，农民最关注的是“实惠”，是要尽量少掏钱看好病；政府需要“政绩”，“增威信”和“出经验”生动地表达了政府的诉求；“卫生事业得发展机遇”则反映了医疗机构的呼声，“发展机遇”意味着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而这些都来自于“新型合作医疗”。既然不同主体的目标有差异，也就是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的三方博弈。
正在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拨款或“财政转移支付”构成合作医疗资金的大部分，可以说资金来源主要是“计划经济”方式。但另一部分面向农民的筹款方式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上类同于商业保险模式，“谁投资、谁受益”。这种“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无法回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中，县上的“管委会”是由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代表组成，“三方博弈”中最重要的一方——农民则在管理、监督中缺位。负责具体实施的“农村合作医疗技术委员会”和“管委会报销办”更直接设在县医院。某种意义上，县级医疗机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里又面临着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矛盾。理所当然，保障农民健康是政府的责任，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的本职。然而，在贫困地区，在“财政包干”、自负盈亏的背景下，医院要生存要发展实属不易。医疗机构面向的是市场，市场机制就要追求利润。难怪合作医疗伊始医疗机构都争相要成为“定点医院”，而有群众则怀疑“定点医院”看病的药费比“外边”要贵。镇安县提出了“农民自控、医疗机构自律、人大政协监督、社会反馈监督”的思路，但农民如何做到“自控”？医疗机构如何能够有效“自律”？如何防止新的“垄断”现象？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三方博弈”中两方联合、一方缺位，合作医疗的主人——农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这样的制度设计不能说是合理的。基本思路是，应当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公民权利（农民健康）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⑵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和制度设计本文不拟作深入讨论。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十分注重农民的参与，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变“高”的参与率为“深”的参与度。包括从政策设计、具体实施、筹资与监督管理各个环节都应当体现参与性和公开性。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同模式的农村合作医疗。不宜搞“一刀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点应当及时由“保大病”调整为“预防保健为主”。一方面国家加大对农村卫生防疫、健康教育，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知识普及的投资力度。另方面合作医疗资金使用方向着重放在社区能够治疗、不需住院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杜绝“小病拖大”、“大病等死”。
——变“大病统筹”为在贫困山区农村实行普遍的“大病救助”。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负责，并可吸收民间捐赠。管理上须与“合作医疗”完全分开。“大病救助”不同于目前已经实行的“农村特困医疗救助”，覆盖面应当更广些。建议由政府扶贫开发部门或民政部门负责，另设专项基金。
——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同步进行，重点在农村现有医疗资源的重新整合。体制上强化村级卫生室和社区医生的功能，相应弱化乡镇卫生院。可考虑将乡镇卫生院医生全部转为包村的社区医生，农民对社区医生有选择权，同时鼓励有资质的民间医生私人医生参与社区医疗保健市场竞争。
——采取措施进一步平抑农村药价。在县一级医院推行医药分开，扶持建设平价药房。鼓励发掘和发展中草药、针灸等民间医疗方法，大幅降低医疗成本。
核心是：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健康的投资，投资方向应直接投资于人。
某地区的调查报告篇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农村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适应农村经济形势，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各级政府和银行信贷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发展战略谈些粗浅看法。
一
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很多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其突出问题是：
一)发展农村经济的短期行为和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表现在有些县乡对已经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不能自始至终贯彻执行。有些还会因为行政领导的意图或领导班子的换届而任意更改。有部分农村干部在具体工作中思想跟不上，不能适应，有的还存在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的短期行为。据江苏省高淳县委组织部对166名乡村干部进行抽样调查显示，乡村干部中积极性较高的占20%，处于被动应付地位的约占60%，有20%的乡村干部实际起不到作用或作用很小。个别的喜欢盲目争项目、铺摊子，大量的资金投入，效益却不理想。有的不仅没有解决温饱，反而背上了债务。农村的干部群众往往急于求成轻率地提出一年脱贫，二年致富，三年奔小康、三年解决温饱、五年脱贫致富之类的口号。实践证明要使我国农村彻底摆脱贫困，绝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可以完成的。因此，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二)农村人文环境较差，思想受到束缚。很多农村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不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市场规模狭小，商品经济活跃不起来。在1990年4
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四川代表介绍全省1990个乡没有文化站，一年3000万农民看不上电影，文化消费作为软需求受到冷落，降到可有可无的位置。因而，很多农民对传统习惯抱残守缺，长期处于封建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状态，形成封闭式的循环格局，对历史上形成的小农经济思想缺乏冲动意识。较为普遍的心理是：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下蛋攒个油盐钱。从这种现状上看，绝不仅仅是收入水平、消费水准、生产效益等经济上的差距，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内，甚至整个社会进化过程中历史阶段的差距。
很多农村，尤其是一些边远、贫困的农村，基础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差。在贫困落后的贵州省，511岁的儿童入学率只有65%。农村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明显高于城市。以东部地区为例，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超过30%的省份都是以农业为主的省份。江苏省的文盲、半文盲率为27.62%，但农村文盲率却高达40.58%。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因而对本地区的优势和劣势缺乏明晰的认识。以致一些农民产生了无可奈何、听天由命、任其自然的心理。劳动力素质低下，文化环境不仅束缚着人们的手脚，阻碍着人们的视听，还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造成农业科技应用缓慢，推广艰难，近10年来，全国有26000项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问世，其推广率仅达到30%，而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应用率达60%80%。农产品的产、供、销等生产经营活动缺乏有效的信息引导和明确的努力方向。
(三)乡镇企业发展滞后。乡镇企业普遍面临着资金效益不高、市场占有率低、产业结构失衡、技术力量薄弱和人才缺乏等问题。乡镇企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由于地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发育不成熟，投资环境差，资源出不去，人才、技术、资金进不来，乡镇企业未能走出耗能高、效率低、质量差、粗放生产的误区。二是企业生产形式和经营基本相同，产业结构、企业布局不合理，争速度、争规模、争原料、争能源，市场竞争力差。三是有的企业靠行政推拉生成，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缺乏，长期处于低层次运转状态。四是集体经济的衰退使乡镇企业资金先天不足。据新华社报道：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我国农村原生产大队、生产队财产约800亿元，到1985年只剩有300亿元。在商品经济观念淡薄的情况下，一味靠输血，并没有引发出乡镇企业的经营活力，反到铸成了一种依赖有余、自给不足的恶性循环链条。据新华社1991年报道：农行系统乡镇企业贷款中逾期贷款占四分之一，坏帐5%。企业高比例负债经营，加之经营行为短期，后劲不足，步履艰难。
二
针对目前发展农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改变农村自然经济状况，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受自然、社会、历史诸多因素的限制，农村要彻底改变自然经济状况并非易事。需要国家从交通、邮电、电力、卫生、教育、广播、宣传多方面进行有机配置和有效的投入。在当前大多数农民基本解决温饱的前提下，改善农村经济的着力点：一是要提高农村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素质，培养科技带头人。二是应着力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素质。以回乡知识青年为重点，由县乡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培训。从长远规划上讲，应抓好基础教育，办好农村职业技术中学，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内外输出。三是推行科技兴农、发展生产力。结合实际，引进、组织、动员一批科技工作者，深入农村多层次、多形式进行农业技术集团承包。四是兴办第三产业，搞活商品流通，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加快农村集镇建设，积极发育农村市场。五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实行远交外引，东进西出，南北合作，外向开放政策。六是狠抓交通，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为农村经济发展搞好基础建设创造良好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
(二)加速乡镇企业的发展，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加速乡镇企业的发展，要解决好规模速度与巩固提高两方面的问题，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政策为依据，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与提高并重的路子。
1、完善乡镇企业经营机制。通过承包制、股份制、厂长负责制等方式，确立企业独立经营的地位，建立高效灵敏、指挥自如的决策管理机制。
2、根据企业各自的规模、效益、明确企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建立企业激励机制。确定适当的消费与积累比例，完善企业分配机制，制定提高人员整体素质的发展规划，抓紧人才引进和培养，建立企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引进机制。
3、立足优势发展骨干。立足资源丰富，农副产品各具特色，贫困地区劳力充足等优势，选准企业的生成点和发展源，按资源区、农牧区、城郊区、边贸区、民族区等不同类型经济区，优先发展材料工业，农牧产品加工业，大企业配套加工业，出口创汇产品加工业以及民贸商品生产等。
(三)广泛开展经济联合，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农村经济需采用多种形式，开放让利，引进资金，引进设备和物资，大搞横向经济联合和发展外向型经济。
1、依靠大城市、大企业的设备、技术、资金、人才优势，开展城乡联合，以城带乡，以大带小，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骨干乡镇企业为龙头，组织行业性企业集团和联合群体，实行行业联合，以龙头带龙尾，以强带弱，形成规模生产和规模效益。利用资源优势开发区域联合，主动吸引外资，用别人的设备资金、技术和人才，武装现有乡镇企业。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联营，引进最新科技成果或高薪聘请技术人才和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2、积极走进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逐步提高自身的出口创汇能力。在较大规模上利用外资，引进并吸引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较大范围内参加国际劳务合作，成为加入与推进国际循环的重要组织成员。改革工艺、更新设备，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发展名、优、特和出口创汇产品。利用农村资源优势，由易货贸易逐步向外向型合资企业发展。在边境地区利用当地优势，发展奶牛、养、猪等家禽基地生产，出口创汇。有条件的村发展适度规模的出口蔬菜基地建设。边贸地区走贸工农一体化的道路，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势，进行劳务输出，建立跨区域、跨系统、跨产业、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多类型、全方位的农村经济市场格局。
某地区的调查报告篇3
每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时，考生和家长都很关心毕业时的就业去向，肖老师整理编辑了《20xx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调查报告》，就各区域毕业生情况与各区域实际就业毕业生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供考生和家长们参考。
一、《20xx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调查报告》区域划分
全国共划分八个区域如下：
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体：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
泛渤海湾区域经济体：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内蒙古、山西；
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体：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中原区域经济体：河南、湖北、湖南；
泛东北区域经济体：黑龙江、吉林、辽宁；
西南区域经济体：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陕甘宁青区域经济体：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西部生态经济区：西藏、新疆。
二、全国20xx届本科毕业生总人数3199716人。
三、按区域毕业生人数分布情况如下：
（一）、各区域20xx届本科毕业生人数为：泛长三角州区域经济体672170人；泛渤海湾区域经济体665821人；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体380010人；中原区域经济体506486人；泛东北区域经济体366657人；西南区域经济体355437人；陕甘宁青区域经济体216297人；西部生态经济区36838人。
（二）、各区域20xx届毕业生分布率为：泛长三角州区域经济体占21.01 %；泛渤海湾区域经济体占20.81 %；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体占11.88 %；中原区域经济体占15.83 %；泛东北区域经济体占11.46 %；西南区域经济体占11.11 %；陕甘宁青区域经济体占6.76 %；西部生态经济区占1.15%。
四、按区域实际就业毕业生人数分布情况如下：
（一）、各区域20xx届实际就业毕业生人数为：泛长三角州区域经济体892721人；泛渤海湾区域经济体707137人；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体604746人；中原区域经济体329571人；泛东北区域经济体134388人；西南区域经济体342370人；陕甘宁青区域经济体159986人；西部生态经济区28797人。
（二）、各区域20xx届实际就业毕业生分布率为：泛长三角州区域经济体占27.90%；泛渤海湾区域经济体占22.10%；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体占18.90%；中原区域经济体占10.30%；泛东北区域经济体占4.20%；西南区域经济体占10.70%；陕甘宁青区域经济体占5.00%；西部生态经济区占0.90%。
五、按区域实际就业毕业生人数与本区域毕业生人数相比增减的人数：泛长三角州区域经济体增加220551人；泛渤海湾区域经济体增加41316人；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体增加224736人；中原区域经济体减少176915人；泛东北区域经济体减少232269人；西南区域经济体减少13067人；陕甘宁青区域经济体减少56311人；西部生态经济区减少8041人。
六、按区域实际就业毕业生人数与本区域毕业生人数相比增减比率：泛长三角州区域经济体增加32.81%；泛渤海湾区域经济体增加6.21%；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体增加59.14%；中原区域经济体减少34.93%；泛东北区域经济体减少63.35%；西南区域经济体减少3.68%；陕甘宁青区域经济体减少26.03%；西部生态经济区减少21.83%。
结束语：20xx届本科毕业生流向：流入区域是：泛长三角州区域经济体，泛渤海湾区域经济体，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体；流出区域是：中原区域经济体，泛东北区域经济体，西南区域经济体，陕甘宁青区域经济体，西部生态经济区。
某地区的调查报告篇4
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整个广东地区2009年薪酬状况如何？中国南方人才市场、广州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广州市人才研究院联合发布了《2009广东地区薪酬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金融行业薪酬回升最快。
深平均薪酬4263元高于穗
据介绍，本薪酬调查报告涉及8个城市地区，33个行业，302个职位，数据由中国南方人才市场下属6个子公司及广州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广州市人才研究院联合提供，调查样本总量达到93万个。和去年相比，金融行业平均薪酬回升较快，重新占据鳌头，信息咨询/事务所/人才交流行业有较大增长，排名第二。交通运输/物流、五金矿产/金属制品、快速消费品、文娱体育/办公用品等行业平均薪酬水平有所下降。从薪酬分布情况来看，金融/保险行业平均薪酬最高，为4774元，同时进入“4000元俱乐部”的还有信息咨询/事务所/人才交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贸易等行业。
调查发现，城市薪酬比较中，深圳平均月薪最高，为4263元，其次是广州，达到3942元，中山、佛山超过珠海，潮汕地区水平仍较低。全省平均水平为3420元。
本科生平均薪酬3967元
从学历来看，高中生平均薪酬为1909元，中专生2027元，大专生2406元，本科生3967元，硕士5082元，博士月薪则为6125元。平均薪酬与学历成正比。
工作年限也与薪酬成正比。入职0—1年的新员工，月薪为2688元，而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平均薪酬达到了6640元。
本报告在以往调查项目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薪酬水平与求职者薪酬期望的对比内容，对企业和求职者都具参考意义。数据显示，求职者的薪酬期望总体上与企业的实际支付水平差异不大，个别存在明显差异的职位是：总裁/总经理/ceo,营运总监，cfo/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策划总监，市场总监，行政总监，设计总监，总裁/总经理助理，营运经理，财务经理，技术经理，策划经理，市场/营销经理，产品/品牌经理，采购经理，生产经理/车间主任，项目经理，工程经理，工程主管，外贸/贸易主管，经纪人。
统计数据显示，在除去绩效考核对薪酬的影响后，诸多影响因素中，职位、学历、年龄是影响企业薪酬支付水平以及求职者薪酬期望的主要因素。
地区平均薪酬
深圳 4263元
广州 3942元
中山 3761元
佛山 3756元
珠海 3737元
东莞 3694元
惠州 3594元
广东省 3420元
某地区的调查报告篇5
2009广东地区薪酬调查报告
中国南方人才市场、广州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广州市人才研究院联合发布了《2009广东地区薪酬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金融行业薪酬回升最快。广州平均月薪3942元，高于全省3420元的平均水平，但与深圳4263元平均月薪相比，有321元的差距。
金融业薪酬再居榜首
和去年相比，金融行业平均薪酬回升较快，以平均薪酬最高重新占据薪酬排行榜首，信息咨询/事务所/人才交流行业有较大增长，排名第二。交通运输/物流、五金矿产/金属制品、快速消费品、文娱体育/办公用品平均薪酬水平有所下降。据悉，金融保险行业即使是在去年受金融危机最大影响的时候，其行业薪酬也从未低过前五。交通运输/物流行业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大，目前以2575元的薪酬水平排名末位。
工作超10年月薪6640元
数据显示，工作0-1年月薪为2688元，而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月薪水平也随之增长，工作10年以上的月薪水平达到6640元。高中生与中专生的平均薪酬水平相差不大，分别为1909元和2027元。大专生则为2406元，本科3967元。硕士、博士的薪酬水平则比较高，分别为5082元、6125元。什么因素影响薪酬待遇？数据表明，在除去绩效考核对薪酬的影响后，诸多影响因素中，职位、学历、年龄（体现工作经验）是影响企业薪酬支付水平以及求职者薪酬期望的主要因素。
调查薪酬包括公积金
该报告涉及8个城市地区，33个行业，302个职位，调查样本总量达到93万个。在城市薪酬比较中，深圳平均月薪最高，其次是广州，中山、佛山超过珠海，仍然是潮汕地区水平保持较低。据了解，在去年的调查中排名前三的城市为深圳、广州、珠海三城市，而月薪水平均在2500-3000元区间，而今年排名前三的城市月薪均在4000元左右。这是否说明今年经济增长较快？对此，专家解释，去年的月薪是纯粹税前月薪，并没有包括公积金，而此次调查的薪酬包括了公积金。
地区 平均薪酬
深圳 4263元
广州 3942元
中山 3761元
佛山 3756元
珠海 3737元
东莞 3694元
惠州 3594元
广东省 3420元
潮汕地区 3411元
深平均月薪4263元高于穗
据介绍，本薪酬调查报告涉及8个城市地区，33个行业，302个职位，数据由中国南方人才市场下属6个子公司及广州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广州市人才研究院联合提供，调查样本总量达到93万个。和去年相比，金融行业平均薪酬回升较快，重新占据鳌头，信息咨询/事务所/人才交流行业有较大增长，排名第二。交通运输/物流、五金矿产/金属制品、快速消费品、文娱体育/办公用品等行业平均薪酬水平有所下降。从薪酬分布情况来看，金融/保险行业平均薪酬最高，为4774元，同时进入“4000元俱乐部”的还有信息咨询/事务所/人才交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贸易等行业。
调查发现，城市薪酬比较中，深圳平均月薪最高，为4263元，其次是广州，达到3942元，中山、佛山超过珠海，潮汕地区水平仍较低。全省平均水平为3420元。
本科生平均薪酬3967元
从学历来看，高中生平均薪酬为1909元，中专生2027元，大专生2406元，本科生3967元，硕士5082元，博士月薪则为6125元。平均薪酬与学历呈现正比。工作年限也与薪酬成正比。入职0-1年的新员工，月薪为2688元，而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平均薪酬达到了6640元。
本报告在以往调查项目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薪酬水平与求职者薪酬期望的对比内容，对企业和求职者都具参考意义。数据显示，求职者的薪酬期望总体上与企业的实际支付水平差异不大，个别存在明显差异的职位是：总裁/总经理/ceo，营运总监，cfo/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策划总监，市场总监，行政总监，设计总监，总裁/总经理助理，营运经理，财务经理，技术经理，策划经理，市场/营销经理，产品/品牌经理，采购经理，生产经理/车间主任，项目经理，工程经理，工程主管，外贸/贸易主管，经纪人。
统计数据显示，在除去绩效考核对薪酬的影响后，诸多影响因素中，职位、学历、年龄是影响企业薪酬支付水平以及求职者薪酬期望的主要因素。
某地区的调查报告篇6
关于湘西-苗族地区
民居文化的调查报告
20xx年4月17日
为了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要求学生对xx地区民居文化进行调查，本人调查的是关于湘西—苗族地区民居文化，调查报告如下。
苗族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民族。苗族族称最早见于甲骨文中，苗族曾经自称“蒙”“猛”“卯”，这几个字在黔东南苗语中是枫树树心的意思，意指苗人为蝴蝶妈妈的子孙，因此，有一种说法：苗族—就是“蝴蝶妈妈”的后裔。
如今，苗族主要集中生活在贵州、湖南、云南、湖北、海南、广西等省（自治州），人口约900万左右，位居少数民族前列。在黔东南和湘鄂川黔的交界地带，有较大的聚居地（以湘西为主），在广西大苗山、滇黔桂和川黔滇交界地带和海南也有小聚居区，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些地区以农业为主、狩猎为辅的生产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居住和饮食习惯，也塑造了苗族人浪漫而坚毅的民族特色。
?? 苗族蛊术
如果小孩吃食硬物，不小心嘴里起了血泡，做母亲的便一边慌忙找针把血泡扎破，一边愤愤地骂道：“着蛊了，着蛊了。挨刀砍脑壳的，是 谁放的蛊我已知道了。她不赶快收回去，我是不饶她的！”要是吃鱼不慎，鱼骨卡在了喉咙，母亲就会叫孩子不加咀嚼地吞咽几大口饭，将鱼刺一股脑儿地吞下肚里。随后叫小孩到大门口默念着某某人（被认为有蛊者）的名字，高声喊叫：
道了，她不赶快收回去，我是不饶她的：哪天我要抬粪淋她家门，拣石砸她家的屋顶，让大家都知道她家有蛊，有儿娶不来，有女嫁不去哩！”喊声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据说通过这种喊寨的方式，“放蛊”的人听见了，心里害怕，就会自动将“蛊”收回去。
蛊术
蛊在苗族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寄附于女子身上，危害他人。
有苗族学者调查后认为，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他们认为除上述一些突发症外，一些较难治的长期咳嗽、咯血、面色青黑而形体消瘦等，以及内脏不适、肠鸣腹胀、食欲不振等症状为主的慢性疾病，都是着了蛊。属于突发性的，可用喊寨的方式让所谓放蛊的人自行将蛊收回
??宗教信仰
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社会迷信鬼神、盛行巫术。
苗族人虔信巫术。主要的巫术活动有过阴、占卜、神明裁判、祭鬼等，此外还有蛊术等。巫术活动由巫师主持。巫师大多是非职业化的。他们在前述各种原生性崇拜和巫术活动中起着主持者的角色，有的地方巫师还兼任寨老。巫师除了熟悉祭祀方法外，大多还能讲述本宗支的谱系、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迁徙来源的路线，
传说、古歌古词和民间故事，有的巫师还兼有歌师和舞师的职能。所以说，巫师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传承人，在苗族社会中充任知识分子的角色。此外，巫师还掌握一定的医术，懂得一些草药，在为人驱鬼的同时，辅以科学的医药手段。
??现代建筑
湘西地处山区，木材丰富，山民历来喜建木房，木结构居所十分普遍。木房为全木结构，木柱、木梁、木壁、木窗、木门、木地板，
屋顶盖瓦。三柱四棋、四排三间的木结构穿斗式房屋是湘西山区民居中使用最多的一种。
①吊脚楼——湘西的特色民居
小背篓，圆溜溜，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当这首淳美质朴的民歌被湘西大山的女儿唱响大江南北时，湘西的吊脚楼也伴着甜美的歌声深深映进了熟悉和不熟悉湘西的人们的脑海里。吊脚楼是湘西民居中颇为流行的一种传统建筑形式，土家、苗、汉等民族都有建吊脚楼的习俗，以土家山寨中最为常见。吊脚楼的形成，既有气候环境的因素，也有一定的历史成因。湘西雨水多，云雾多，空气潮湿，加之山中野兽、毒蛇出没，为适应山区环境，古时即有干阑式建筑。后逐渐演变而成吊脚楼。历史原因，主要是在土司统治时代，开征“火坑税”，多一个火坑就要多一份税。贫穷的山民难以承担这些额外负担，因此，兄弟之间很少分家，同居一屋，室不容住，只好就地挨着正屋
民歌是最古老的民族艺术之一,其中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民歌起源于劳动，产生在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中，它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口头传唱、广泛流行和集体加工而形成，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結晶。民歌的特点是用朴实洗练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深刻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願望愿望，反映着时代面貌，具有醇厚朴实的气质和真挚动人的感情。 湖南民歌，源远流长，浩如烟海。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诙谐，时而泼辣，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在漫长的岁月中，她总是牢牢的扎根于三湘四水河畔的泥土之中，像一朵朵山野之花，千姿百态的装点着那些“泥脚杆”们朴实平静的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
湖南民歌作为中国民歌的一个支流，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代，湖南属楚国辖境，民俗信鬼而好祭祀，祭祀时必有歌乐鼓舞以娱神，诗人屈原就根据楚国民歌加工整理的《楚辞》，其中《九歌》中的《湘君》、《湘君夫人》两章就是祭祀湘江水神时所唱的民歌。从屈原根据这一带的民间歌曲而创作的《楚辞》中，可略知当时民间音乐的风格。《楚辞》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充满大胆的想象、追求和寄托，是中国古代文学时尚的一个里程碑。流传至今的湖南山歌，仍是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延续。
湖南地区分为汉族民歌和湖南少数民族民歌两大部分。如同我国民族居住特点一样，湖南汉民族人多域广，而少数民族却地广人稀。湖南汉族民歌按地域分为湘中、湘东、湘西、湘南四个民族色彩区，少数民族则以土家族、苗族等为代表。民歌与地方方言音调有着密切的关系，湖南历来有句俗语：“隔山不同音”，这便说明了湖南的语言的复杂性。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为数众做的汉族人民，各自的方言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湖南民歌的方言音韵极具特点。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再加上地形条件的不同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各民族自己的传统和风俗习惯差异，地方方言的多样性，形成了湖南各地区民歌风格和色彩的丰富多彩的局面。
通过几代作曲家的不断探索，已经创作出了一批批极有影响的作品。如：《洗菜心》、《打硪歌》、《马桑树上搭灯台》，《板栗开花一条线》等等。但要说到最具影响力的，那还得说那首脍炙人口的——《浏阳河》。《浏阳河》这首乐曲原是50年代由著名的戏剧作曲家唐璧光先生所创作歌曲，旋律流畅、优美动听，深情的表达了人民对家乡和生活的热爱。这首影响着几代人的歌曲，以它优美、流畅的旋律，亲切明快的情绪，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首脍炙人口、蜚声中外的精典名曲，曾被收入《世界名典汇编》、《中国名典旋律辞典》、《中国百首精典名曲》等辞书中，并改编为合唱曲、器乐曲、琵琶独奏曲、钢琴协奏曲等，以各种不同风格的演奏、演唱形式，歌颂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而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推进,民歌面临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近年来流行的“新民歌”根据旋律风格和演唱方法可以分为“艺术类新民歌”和“通俗类新民歌”两大类。新民歌虽是作曲家个人的创作,但其旋律的基础音调大体来源于传统民歌、戏曲音调或传统器乐曲。某些“新民歌”虽然是创作歌曲,但从音乐的本体特征上看,它们应该是属于“民歌”的范畴的。
像这首《浏阳河》就是这样，超级女声周笔畅在07年末的专辑《now》里用《浏阳河2008》完成了一段文化的传承，李谷一老师的加入，经典唱段的融入，勾起几代人的回忆。但这首歌并不是一份复制品，它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为梦想离别故土的游子。上一代人也许为生活所迫踏上远行的路，这一代青年更多却是为增广见闻实现理想奔向大千世界，于是“让我经过你那些的经过，更勇于不同”。“雨点找到了长河，回忆找到主题歌”，往日长辈颂唱过的浏阳河，今日于游子心间流淌，将惆怅与希望都变金黄。温暖的《浏阳河2008》，既蕴含了游子对家乡的深深眷恋，更有成长的勇敢。这首以r&b曲风为主、融合了传统中国湖南民歌的曲子音调优美，画面感很强，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歌曲、民歌进行了重新地挖掘。
这算是个成功的例子，当然，类似的这种做法越越来越流行开来。如今的社会似乎很多人都喜欢从传统和经典中吸取养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如何取舍、如何借鉴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大问题。改编的本意就是借着经典的气势让新作品成为经典的“尾巴”，让经典再度流行才是主要目的。民歌的出现都是与当时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对于如今的年轻听众缺乏吸引力。那些流行的东西更让他们心动，试想一下如果用这些经典的旋律配上这个时代的语言，影响会比那些时下流行的东西更好。
我国的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艺术积淀，当前随着改革开房的春风，文艺百花园中民歌演奏迈出了一大步，架起了民歌与通俗歌曲之间的桥梁。湖南的民族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各民族的民间歌曲一般都短小精炼，风格各异，它们都是湖南各族人民对人类精神文化宝库的贡献。
湖南的民族歌曲在一步一步地成长，正是因为这些流行因素的渗透，才使得湖南的民间歌曲的声韵风俗更有特色、别具一格，从而得到更多人的认识与青睐。
音乐学 周诗蓓
20xx.12.26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介于东经109°10′至东经110°23′、北纬27°44′至北纬29°38′之间。地处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处，东北连张家界市，东南接怀化市，西与贵州省的铜仁重庆市的秀山接壤，西北连湖北省的鄂西自治州。全州总面积为15486平方千米，约占湖南省总面积的7.3%。1952年8月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区，1957年9月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7县1市，总面积1.5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8万人，其中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5％。长期以来，土家苗汉等各民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建设着美丽的家乡。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大约有八大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是祭祖仪式类, 包括土家族舍巴日(摆手活动) , 原始舞戏茅古斯, 梯玛跳神、跳马, 苗族的椎牛、椎猪、接龙、跳香等。二是民族习俗类, 如生产习俗、婚丧习俗、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习俗等。三是民族史诗类, 如土家族、苗族迁徙史诗。四是民族舞蹈类, 如苗族鼓舞、接龙舞、司刀舞、绺巾舞等, 土家族摆手舞、铜铃舞等。五是稀有剧种类, 如苗戏、傩戏、蚩尤戏、辰河高腔戏。六是民族音乐类, 如苗族巫腔、高腔、平腔、叭谷腔; 土家族梯玛调、坡头腔、打镏子、咚咚奎等。七是民间文学类, 如土家族、苗族的神话、故事、传说、情歌等。八是民间工艺类, 如泸溪县踏虎乡的凿花、凤凰县沱江镇的扎染等。湘西自治州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凝聚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人民的聪明才智，体现着他们绚烂的民族文化意识。
1. 中国南方长城
又称湘西苗疆边墙，位于凤凰县城内，环记700余里，包苗寨2000处，共建迅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厢、关门1175座，交织成一个森严壁垒的军事防御体系。边墙始筑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清代重修。然而，任凭边墙森严壁垒，终挡不住民族和睦、融合、发展、进步的历史潮流。边墙早化作颓壁残垣，而今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供五洲游客旅游观光。
2.老司城
位于永顺县麻岔乡境内，四面皆山，依山傍水，是土司王的首府，600多年的古城，遗留有大批土家族的文物和古迹。主要建筑有：玉皇阁、土司基群、祖师殿、彭氏宗饲、温凉洞等。这些已列为省级重点历史文物而加以保护。
我州其他文物古迹还有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溪州铜柱、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黄丝桥城堡、龙山里耶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类聚落遗址——灰窑聚落遗址等。
3.塔卧
位于永顺县北部，距县城39千米。1934年12月，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等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在此建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包括省委、省政府、红二、六军司令部、随军学校、兵工厂、医院等，许多革命标语至今任然清晰可见。旧址陈列着当年的珍贵纪念品，附近耸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都保存得很完整。
4.吊脚楼
土家苗族人民因居住山区，所居房屋便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吊脚楼。楼房属木结构，四周均有设计独特的楼脚垂吊，刷桐油，省工省料，美观大方，成为湘西一景。
5.湘西饮食
风味别具一格，如酸菜、酸鱼、酸辣椒、醋萝卜等。更有土家族的传统名菜泥鳅钻豆腐、苗族的五香鱼、桃花虫等。
6.民族服饰
土家人爱包青头帕，帕形包成人字路。青年人穿对襟衣；中老年人穿满胸左襟衣，缠长腰带，裤脚宽大；姑娘们包丝头帕，穿镶有梅花条的满襟衣，佩戴耳环、手镯、戒指。苗族人男服多为对襟上衣，袖大而长，束腰带，打绑带，头缠丝帕，裤短而大，眼神喜欢花格、全青、全兰，以长条细格为佳。妇女服装更为精美，衣为满襟，过腰，大而长，袖大而短，无领，胸前袖口滚有花边；女裤大而短，裤脚滚宽大花边。首饰种类繁多，佩带起来，全身闪耀，铮铮有声。
7.民族节庆日
独特浓厚的民族风情，是我州具有吸引游人的重要人文旅游资源之一。土家族、苗族人民能歌善舞，热情豪爽，从服饰、村寨、风俗、观念直到婚丧喜庆礼仪都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和古朴的乡土气息，使人向往。土家族的传统节日有“社巴节”，流行摆手舞、铜铃舞等；苗族的传统节日有：“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和“赶秋”等。民族文体活动有武术、猴儿鼓舞、对歌等。
21世纪, 文化旅游已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市场, 民族文化成为了旅游业开发与利用的丰富资源。在注重旅游开发的同时, 人们认识到维持生态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明确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理念。2003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稿) 规定,“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社会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受国家保护”。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源远流长, 其品种纷繁多样, 蕴藏量大,覆盖面广, 特色鲜明, 日益强烈地吸引着国内外专家和游客。2004年4月13日, 文化部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列为国家第二批综合保护试点单位, 这意味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文化遗产将获得20年的重点保护大机遇。
1.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大部分文化遗产尚处于原生态形式, 散布其居住的偏远山寨之中, 急需大量时间、精力去采集归纳、整理, 同时又必须用严谨、科学的态度去进行研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究竟有哪些文化遗产流传于民间, 它们的生存环境如何, 传承人处于何种状况,这些情况有必要进行及时盘底与分类。归纳起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大约有八大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 八类遗产分别保存在土家族、苗族乡镇, 横贯湘西州中部的酉水流域, 呈高密度流布状态。这八类遗产归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地域范围文化, 历代祖先创造的这些文化财富, 经过几千年积累和传承遗存到现代, 它们是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各族人民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见证。但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遗产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浩劫, 剩余的品种与内容已日见稀少。时代的演进,文化的冲击, 传承人的锐减和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财政贫困而导致的保护机制的脆弱, 种种现实正在加速这些遗产的濒危与消亡。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人们便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局部发掘和抢救,但由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设备的限制,所进行的抢救工作只停留在少数乡村和低级阶段,大规模、深层次的抢救和保护是从申报综合试点开始的。
2.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必须纳入法律程序,它是国家设立保护试点并开展有效抢救工作的重要保障。2002年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湘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议案》, 2003年4月8日正式交州政府办理。此后, 湘西州在其“两台两报”展开舆论宣传, 展示文化遗产的特色、价值, 激发读者对遗存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爱之情。接着委派专人进京参加相关的国际学术会和保护工程培训班, 宣讲湘西文化遗产的民族特色和保护价值,受到国保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与会专家的关注。同时邀请国保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资华筠教授到湘西土家族苗族山寨进行实地考察。资华筠教授对于不少濒危的项目表示忧虑与关切,回京后向多方呼吁,为综合试点的获批打下坚实的基础。没有项目列进国家计划,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便会大打折扣,为此湘西州很重视项目的申报,一直把项目的精选与论证放在首位。
从2002年4月向省文化厅呈报“国保工程”开始,先后进行了五轮筛选,形成了八个文本。其中包括综合性项目两件,土家舍巴日、茅古斯、织锦、苗鼓、苗画、凿花等各一件。最终以“综合试点”获批,这为该州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个项目的申请报告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予以强调。
一是强调其重大历史价值:1、不少品类特别是祭祖仪式,实录了上古时期直至五代时期湘、鄂、渝、黔边界地区的土家族苗族的生产生活、婚姻习俗状态,尤其是湘西原始毛人的生存繁衍状貌。2、它以丰富的内容与湘西酉水流域旧石器、新石器考古遗址相印证,勾划了土家族苗族古老文明的历史进程。3、它汇聚了土家族苗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如舍巴日的祭祀仪式程序与内容包含了载入史册的三千年前武王伐纣、七百年前东南抗倭的英雄业绩, 证明了土家族苗族历代祖先为推动历史进程, 保卫中华安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是强调其重大文化价值: 1、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 它是一笔丰厚的古老遗产。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其庸先生实地考察了湘西茅古斯、蚩尤戏、还傩愿等仪式表演后, 赞其为“中华古文化之遗”。2、从戏剧发生来说, 有些品类是中国戏曲的古根。从茅古斯、蚩尤戏的表演中可以找到戏曲的写意性、虚拟性、模仿性等基, 本特征的创始缘由和载歌载舞表演形式的基因。因此, 有戏曲专家赞它为“中国戏曲的最远源头”。3、从舞蹈发生学来说, 有些品类是我国民族舞蹈的古根,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 中国民族考察团莅临湘西考察, 称赞茅古斯是“中国舞蹈的最远源头”。4、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考察, 不少品类保留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神崇拜(包括狩猎时期的梅山文化) 等上古遗存的种种精神符号, 其巫词、巫术、巫歌、巫咒、巫祀是人们研究上古时期守教源根的珍贵“活化石”。5、从民族民间文学的角度来考察, 不少祭祀仪式是一个个庞大的载体, 汇聚了丰富的民歌、民谣、民音故事,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土家族英雄人物的故事。苗族的《古老话》、椎牛、椎猪、接龙的祭词也都是一部部民间叙事古歌的长篇巨制。
三是强调了项目具备的唯一性和稀有性。不少稀有品种在其他地区已消失, 为湘西州独家拥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 湖北省恩施州成立之前, 曾派一个创作组来湘西学习摆手舞、跳丧舞等。近期出于旅游产业的需要, 该地区与张家界市又派人从湘西州聘请老艺人去培训表演队伍,传习土家口语。茅古斯、椎牛、吃猪、蚩尤戏亦为国内外罕见, 多次节庆活动将它们作为压轴戏, 深受国内外专家的赞誉。
湘西州文化局于2003年9月23日召开州民保工程工作会, 先期在文化系统成立领导小组。同时, 组建了专家委员会, 设立五个职能组, 即项目评审组、普查辅导组、项目开发组、摄影制作组、资料档案组, 选定了八个课题根据民俗、戏剧、舞蹈、音乐、民音间文学、绝技绝艺、工艺美术等方向来安排。10月份, 湘西州各县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 组长由主管文化的县委副书记担任, 下设专家委员会和保护中心, 制定了实施方案和项目课题的计划。同时, 部分相关科研课题开始启动, 如《湘西文化与旅游》丛书, 七部专著已完稿, 计划今年国庆之前出版;《湘西巫傩文化遗产》丛书, 十种专著已列入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计划。
20xx年3月, 湘西州民保工程领导小组成立; 7月,州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并下发了《关于做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试点工作的意见》; 8月, 文化部批准了相关《实施方案》;
9月初, 召开全州保护工程会议, 同月,组织八县市发掘出七个古典曲艺品种, 进行精加工, 土家族的有《酉水土鼓》、《梯玛词》、《镏子说唱》, 苗族的有《苗鼓词》、《瓦乡歌话》、《鸡毛竹》、《竹析曲》, 从曲种、题材到音乐、服务、道具都是原生形态。
资华筠教授到湘西考察期间, 受邀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参加听课的有该州四大家领导, 州县宣传、文化、计委、民委、财政和旅游部门负责人以及州保工程专家委员会成员等共计150余人。课程内容侧重在对“文化遗产是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植被”、“保护原生态的优质基因”等相关理念的阐释。今年7月, 该州又派员赴京参加文化部举办的保护工程理论培训班, 进行临战前的充电。
据湘西州文化遗产的流布状况和生态环境特点, 该州提出了多元保护措施。即:
(一)原生态保护;
(二)法律保护, 目前州人大常委会正着手进行有关《保护条例》的立法调研, 有望明年初出台这个条例;
(三)整体保护,包括祭祀科仪、戏剧、舞蹈、歌谣及相关传说、故事、特技绝艺、重要传承人以及特色村落都属保护的范畴;
(四)多层保护, 就社区而言, 在保护区内划分保护带, 研究基地和特色村等三个层次; 就级别而言分为国保、省保、州保、县保等四级。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八大类民间文化遗产均可寻觅到它们的古根和发祥地。作为原生态重点保护对象,其特色十分鲜明, 且有其沿革与传承。土家族茅古斯、舍巴日, 苗族椎牛、吃猪、接龙等祭祖仪式都实录了上古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苗族鼓舞作为祭祀盘瓠、降神娱神的法事, 一直保留在椎牛仪式之中。据《明史·西南蛮夷传》载, 舍巴日中的摆手舞, 具有鼓舞斗志激发勇气的功能,被土家先民应用于武王伐纣的战争, 明代嘉靖三十五年间又被再次用于抗倭战争, 形成了土家族的光荣传统。土家织锦西兰卡普中的“四十八勾图案”保留了母阴崇拜的遗痕。茅古斯对于男根的大肆渲染则表明它与父亲氏族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
根据八大品类的流布状况和特色价值, 大约可划出如下科研基地:
1、祭祖仪式基地: 保靖县拔茅乡沙湾村(八部大王庙遗址) , 花垣县董马库乡大洞冲村(苗族椎牛、吃猪、接龙) , 沪溪县武安镇(苗族祭盘瓠) 、永顺县和平乡双凤村、龙山县坡脚乡苏竹村、保靖县龙溪镇土碧村(茅古斯仪式) 。
2、民俗基地: 凤凰县三江镇苗族民族民俗展示中心, 永顺县不二门土家族民俗展示中心。
3、民族史诗基地: 古丈县田家洞(土家族摆手歌系列) 、花垣县腊叶村(苗族古老话) 。
4、民族舞蹈基地: 花垣县排碧乡、吉首市矮寨镇(苗鼓舞、司刀舞、绺巾舞) 、龙山县内溪镇、永顺县王村、保靖县昂洞乡、古丈县古阳镇(土家族跳神、跳马) 。
5、稀有剧种基地: 花垣县麻栗场老寨村(苗戏、蚩尤戏) 。
6、民族音乐基地: 龙山县坡脚乡、靛房乡(土家族打溜子、咚咚奎) 、永顺县石堤镇(碰碰妥) 、凤凰县三江、花垣县排料乡、保靖县水田乡、吉首市己略乡(苗歌) 。
7、民间文学基地: 保靖县马王乡、吉首市己略乡(土家族苗族故事、传说、歌谣) 。
8、民间工艺基地: 花垣县雅酉乡、凤凰县廖家桥(苗绣、银器) 、泸溪县踏虎乡(凿花、剪纸) 、凤凰县沱江镇(扎染) 。
湘西州计划用十年时间推进这项工程, 第一个五年计划分为如下两个时期: 一是普查抢救期(2004～2006年) 。在219个乡镇全面铺开调查, 对文化品类的生存环境, 项目品种、民族特色与价值进行调研和论证。在此基础上,邀请国保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部分专家和
湘西州“民保”专家组组成戏曲、舞蹈、音乐、民俗等若干课题科研组, 进行系列调研。 二是保护开发期(2007～2008年) 。措施是:
1、实施分批逐级挂牌保护。
2、县乡文化馆站开办文化遗产传习所, 由掌堂师培养传承人。
3、组织力量深入6个保护带、12个研究基地、40个特色村进行基础建设和抢救发掘, 摸索保护经验。
41对文化遗产进行分类整理, 形成四大系列: ①图像系列, 将录像资料转录为光碟, 并加上解说词和字幕, 将彩色照片分装成集; ②文字系列, 包括: a、科仪本系列, 用国际音标记译、整理出仪式资料带; b、祭祀歌系列; c、民间传说系统; ③曲谱系列, 将唱腔曲牌、打击乐鼓点等记录为曲谱; ④舞蹈系列, 对各种传统古朴的舞蹈作出舞蹈语汇与场记整理。
5、保护传承人、颁发国家级、省级、州级证书, 安置好部分经济困难的传承人的基本生活, 保障其合法权益。
湘西州根据民保工作的特点, 制订了“先抢救、后保护”、“政府牵头、部门承办、群众参与”、“法律保护与村规民约相结合”、“多层保护与网络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州财政从今年起列入专项预算, 保证每年都有一定资金注入。在抢救、保护的实践中, 逐渐摸索出如下六方面的经验:
(一)原生态特色村落基础设施必须得到改善和加强;
(二)重大项目必须实施多层次保护;
(三)保护带中经常可以对多个项目进行有效发掘;
(四)系列科技手段在抢救项目中可以灵活运用;
(五)对典型传承人必须实施特殊保护措施;
(六)旅游地域中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建立原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运用科学发展观和法律法规与制度保护现有文化遗产与生态环境。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 能让世人熟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的形式与内容, 展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的魅力和艺术价值, 弘扬民族文化, 培养、提高民族心理素质, 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凝聚力, 促进民族地区文明建设, 引导民族艺术的创作、研究潮流, 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建立规划管理机制, 全面调查全州文化资源的底蕴,对所得资料进行整理、归类, 建立重要遗产图文信息库和保护档, 并实现数字化管理。
建立联合开发机制。如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联手建立研究基地, 实行资源共享, 推出一批科研成果; 出版《湘西文化遗产丛书》、《神秘的湘西》大型画册、《湘西民俗大观》、《湘西民间资料经典》等。对湘西州民族文化进行合理开发, 既可以拯救和保护散落于民间的民族艺术瑰宝,也可以使湘西州民族文化更全面、更系统, 形式更完善,史料更详尽。
建立多层保护机制, 形成文化传承人和特色品种的保护网络, 摸索民族民间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传承办法与经验。
建立遗产精品承续机制。如利用民族节庆、各种展演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 传承文化遗产的精品, 增强其艺术魅力和生命活力。目前湘西州七县市已发掘整理了一批鲜为人知的原生态的土家族、苗族古典曲艺、曲种和曲目,2004年10月湘西州代表湖南省出席同中国文联、国家民委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在广西南宁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这是将湘西州文化传统精品遗产推向全国的一项举措。
建立文化窗口展示机制。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 对一些特色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 以激活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在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过程中, 注重突出“保护”、“传承”。
某地区的调查报告篇7
2005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在农村发展方面有了更为具体、明确的目标和时效性要求，而实现这一系列目标，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采取系统性的社会行动。人口要素作为一项基础性的社会要素，在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无疑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把继续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作为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这一规定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确定了切入点和着力点。在甘肃如何实现新农村建设工程对人口计生工作的这一目标要求？需要对甘肃农村的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近些年中央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惠农、支农政策，为农村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这些政策的实施对解决“三农”问题产生了一系列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对于转变农村生育观念、减轻计划生育工作难度也产生了长远的、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对近些年实施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产生了冲击，这种冲击对于进一步降低贫困地区农村生育水平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适应农村政策的一系列演变，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调整和改革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人口发展，为建设新农村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根据新的社会目标调整并实施新的人口规划和计划生育方案，成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社会主要新农村的重要内涵之一。只有实现了适度的人口规模、适当的人口结构和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人口素质，才能理解并实践科学发展观，才能将人口数量优势变为积极有效的生产力要素，才能促进“生产发展”，实现“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目标。与其他社会管理领域相比，计划生育由于存在着群众愿望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差距，在甘肃贫困地区要实现民主管理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也是多年来农村基层管理中群众满意度最低的领域。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群众生育观念跟不上国家生育政策的要求，抢生、偷生、超生的现象还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势必形成与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乡镇管理干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另一方面，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为了完成规定的工作指标，不得不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强制实施节育手术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这两方面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村基层对计划生育公共管理民主化的呼声较高。这显然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存在较大的距离。为此，改革农村计划生育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模式，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民主、科学管理，还需要深入了解民心、民意，倾听农民群众的呼声，寻找实现农民群众利益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达成一致的结合点。为此，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省社科院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所的专家，于2006年3月底至4月中旬、重点对中、东部贫困地区4个县的6个乡、村进行了调查，与调查点的乡村干部、乡村计划生育专干、育龄妇女进行了座谈，在深入农户访谈的基础上，收集了数十个农户个案，本报告即是对这次调查所获资料的分析。
调查点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重点是农户接受计划生育方面的公共服务的情况，以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要求下，农村人口政策的适应性。另外，为了较为全面地分析和解释贫困地区农村的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本研究还同时设计了与人口问题关系密切的要素，如乡村教育、乡村健康服务和乡村管理特别是村民自治方面的指标，用以收集相关的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根据这样一个调查目的，本次调查主要以贫困地区的乡、村和农户三级单位为对象。本研究认为，就甘肃来讲，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农村的极度贫困问题，缩小这些地区与省内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根据以往的调查、统计数据反映和计划生育工作考核，贫困地区也是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大、基础较差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人口问题与贫困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个别地区还存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现象。这种客观现实，对于这些地区乃至全省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起着负面的制约作用。研究和解决这些地区的人口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前提。因此，本次调查选择了岷县梅川镇的店子村和岷阳镇的龙潭村、通渭县李家店乡的李家店村、麦积区麦积镇的后川村和康县阳坝镇的庄科村、油坊坝村和白杨乡计划生育服务所。调查的重点对象是农户，同时，还收集了乡、村两级的有关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数据和文献资料。本次调查的方法以深入访谈为主，资料分析以访谈所获个案为基础，结合相关的统计数据和典型调查中所获得的乡、村两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由于调查时间、收集资料的方法所限，本报告的结论主要是针对访谈
